知音传媒集团将进军股市，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对“知音体”的毁誉的争议再次热烈。它的煽情风格，对人伦惨剧、家庭私事及明星八卦的偏爱，也让它始终处于“低俗”的口水之下。

《知音》的叙事风格以及对特定故事类型的钟爱，很容易让“鄙视者”生出某种道德优越感，而其独领风骚的发行量，也很容易激起一种“阳春白雪敌不过下里巴人”的论调。

“高雅”和“低俗”的边界时常含混，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正苗红”“光荣正确”被喻为“纯洁”，满足个人私利及欲望便是“异端”。现在虽无那般繁缛的禁忌，但个体的精神或视觉享乐，也时常被鄙夷。偏见暗藏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于是，真实的本性需求总是要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压抑。

要挑出这样一本写满了现实生活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的市民杂志的种种不堪，实在不是件难事。然而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傲慢地蔑视这样一本杂志带给读者的满足呢?

常常有人以捶胸顿足之态，惋惜“国人读书率的下降”，惋惜“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段去问一问农民工们、小城镇的市民们喜欢看什么。很少有如杜甫那种写完作品要改到直至村妇也能听得懂的平民作家，更少有以农民看得懂的、朴实得散发泥土气息的诙谐语言写就，却传递并不肤浅的哲学命题的农民文学。在唯利至上的商业逻辑下，被资本裹挟的文人和出版商，理所当然地忽视了没文化、不富裕的小城镇市民及农民工阶层。

“低端”文化产品的品质良莠不齐，可它们的消费者却在“野蛮生长”，这无声地诉说着“草根”群体被主流文化遗弃后精神诉求上的饥渴，也警示着“主流文化圈”的冷漠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