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强国新征程·关注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
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如迈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断延展下去的宫廷画卷：有的人，倾心于东西六宫精巧的陈设；有的人，钟情着内廷园囿雅致的格局；还有的人，则沉醉于古建遗风沧桑的气息……
停步在故宫博物院的常设文物专馆，一件件奇珍异宝正呈现出旷世之美，它们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物证。不时有人惊呼，这些精美的文物藏品，究竟是怎么传下来的？
进到故宫博物院西侧的一排平房里，我们找到了答案。这里没有游览区的熙攘喧闹，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一批文物被送来此处，有的经历风霜雨雪，饱受“病害之苦”；有的长期原状陈列，急需除尘保养。在这里，一代代文物修复师，日复一日地用他们的匠心妙手，为一件件文物“祛病延年”。
“走过近百个春秋，故宫博物院现拥有186万余件珍贵馆藏，包括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主任屈峰说，“文物保护修复学科与医学相似。医学关注的是人的健康，文物保护修复则关注文物的‘延年益寿’。更好守护中华文脉，保护、传承、弘扬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我们责无旁贷。”
他们手上 将古法与今术融会贯通
镶嵌修复组组长孔艳菊的工作台上，除了刻刀、镊子等工具，还摆放着一本《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做文物修复，怎么还学观察鸟啊？”记者好奇。
“修复镶嵌文物，需要了解文物上面缺失部分的图案。之前我们修复了一件点翠的花鸟挂屏，通过对该文物上的羽毛进行显微观察，发现它们分属不同鸟类。因制作工艺不同，出现的病害也不一样。只有不断研究学习，才能保证修复的正确和合理。这本工具书，可以帮助我更好了解鸟类知识。”孔艳菊笑着说。
什么是镶嵌文物？“镶嵌，是使用宝玉石等多种材料在金属、漆器、木器上进行装饰的一种传统技艺。镶嵌材料包括宝玉石、贝壳、牙角、木材、金属等。”孔艳菊介绍，当前，故宫博物院院藏的镶嵌文物，主要包括百宝镶嵌、花丝镶嵌、翎羽镶嵌等7类近15万件，许多都需要保护和修复。
此前，孔艳菊与小组成员修复了一对花梨木嵌玉石人物顶竖柜。该文物属清早期，因时间久远、胶黏剂老化等原因，造成嵌件缺失严重。修复的难点在于将修补材料制作成合适的嵌件，实现补缺的部分与原件完美匹配。于是，孔艳菊和小组成员以两个柜子互相参考，将所有零部件按照原件残留的胶黏剂痕迹，绘制轮廓，确定形象，然后再将每块局部剪下，下料、切割、锼形、拼接、雕刻，最后完成了修复工作。
“做镶嵌修复工作，首先要了解文物的制作方法，熟练掌握多种传统技艺，才能在传承古法的同时使用相匹配的修复材料，对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养护与修复。当前，我们小组已经发展到12人，年轻人的加入让修复工作充满了青春活力。我常对他们讲，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镶嵌文物修复师，必须打牢基本功、勤于思考、不断总结。文物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承载的文化价值，想讲好它的故事，只有努力了解它、亲近它，才能理解它、读懂它。”孔艳菊说。
拿起桌上暗红色的直角尺和小刀锯，木器修复组副组长刘恺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我们小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人在正式开始接触木器文物前，都要先掌握木工的基本功，通常是亲手制作这样一套木工工具。”
“亲手制作工具，最能体现你对木材的认识水平和基本功的掌握能力，只有真正动起手来，你才能了解将要面对什么，才会思考怎样实践。”刘恺说。
这段时间，刘恺正致力于修复一件清代的黄花梨翘头案。以前曾有专家认为该文物属于明末清初时期。但在修复过程中，刘恺借助新技术发现该文物采用了木质包镶工艺，“通俗来讲就是工匠在制作家具时，内部会使用一些柴木(比如松木、楠木、柏木)，外面则以名贵的硬木(比如紫檀木、黄花梨木)包裹镶嵌在家具表面。在清宫中，这种工艺大体上是从乾隆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以此为依据，我认为这件文物更可能是清中期以后的”。
“看来做文物修复，不光是修修补补，还得不断学习、不断研究。”记者感叹。
“做这一行，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修复技术，还要掌握丰富的文物知识。”刘恺频频点头，“这些年，我们小组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借助科技力量。前段时间我们还和林科院木材鉴定中心商谈，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手段量身定做一套智能木材鉴定识别系统，为我们在文物修复中材质的判定提供更多参照与依据。”
在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镶嵌修复组成员巩天舒正在实验室成员王允丽的指导下，探究为何清代服色“明黄色”没有固定色度值？通过染制大量实验样品，巩天舒发现受制作工艺和光环境影响，颜色可能存在偏差。“我对文物有了更深理解。”巩天舒说。
“文物修复既不能照搬传统经验，也不能依赖先进技术，而应把二者融会贯通，方能‘对症下药’。如今，团队的年轻人都秉持一种精神——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基于这种严谨，他们一定能走出更美好的未来！”王允丽说。
他们眼中 学好技艺更是文化传承
漆器修复组组长闵俊嵘，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师父张克学。“我的基本功是老师一点点教会的，最初从小物件的局部开始，刷漆、打磨、贴金……等到手法熟练了，再上手修复杂的文物。如此循环往复，春去秋来。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漆器修复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行业。每修复一件漆器时，都面临不同的挑战。”闵俊嵘说。
他举了一个小例子：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丰富的漆器，藏品达两万余件，其中包括古琴等乐器，现藏有古琴80余张，多为珍品。想要修复一张古琴，是不是学好高超的修复技艺就足够了？
“远远不够！《髹饰录》里有一条修复原则——可巧手以继拙作，不可庸工以当精制。”闵俊嵘解释，“通俗来讲就是：修复一件文物，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做。达到什么水平？不光要研究它的工艺，也要研究与它相关的技艺。所以如果不会弹琴，又怎么能去修琴呢？”
闵俊嵘修复的第一张琴，名为“万壑松涛”，当时，他不仅找董春起老先生学弹琴，还遍访各地斫琴老师学做琴，直到大家都认可了他的制琴工艺和弹琴水平，这才真正上手修琴。“老一辈漆器修复师心里始终有杆秤，水平不够，宁肯不修，这样才能避免文物受到损害。”闵俊嵘说。
凭借这样的态度，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漆器修复师用传统髹饰技术修复了太和殿金漆宝座、古琴峨嵋松等一系列重要漆器文物；复制了皇极殿金漆宝座与屏风、元代张成造剔红栀子花圆盘等漆器文物。一方面有效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漆器文物；另一方面也使传统髹饰与修复技艺得以保存延续。
多年过去，闵俊嵘的身份已经完成了从徒弟到师父的转变，如今的他，也把从师父手中学到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小组成员。2015年成为漆器修复师的徐婕，正跟随闵俊嵘学习古琴修复技艺。闲暇之余，她也会弹奏几曲，陶冶心情。“古人云，琴有九德，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我们小组现在刚好有9名成员，就好比这九德，秉性各不相同。但想把琴弹好，就要把自己技术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才能更稳更快地跟上前辈们坚实的步伐。”徐婕笑着说。
金石修复组成员尹航，不久前刚刚完成了文物“叶纹镜”的保护修复。这面战国时期的铜镜，镜面已碎裂为十二块，有缺失，亟待修复。“在故宫博物院，如果想对一件文物开展修复，必须先设计相关方案，方案里不仅要包含修复方法及修复材料，还要写明工作计划和修复目标，再请专家进行评审。评审过程中，专家会针对存在的难点提出问题，只有方案制定人全部解答无误，才能获批修复，这一过程可能持续几个月。”尹航笑着说，“不过大家都打心底里认可，故宫博物院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助于我们更好成长。”
想练就“天衣无缝”的手艺，就得做好“十年磨一剑”的吃苦受累准备。尹航说：“像我2015年来到这里，必须过完一年的实习期后才能逐渐开始接触文物。实习期间，要先学习制作复制品，从而加深对文物的认知，还要练习作色，训练对铜色、锈色的感觉。”
如今，尹航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对她来说，非遗技艺传承离不开老一辈人言传身教，“在故宫博物院，只要徒弟们想学，师父们都倾囊相授。我们可以沿着师父们的足迹一步步前行，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和方法，从而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做好”。
在挑战中成长，在压力下突破。如今，团队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尽显活力满满。8月23日，预防性保护组成员李根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的“基于多重散射理论的古代瓷釉反射光场模拟”课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去年申报没有通过，但老师们都鼓励我耐下心来，好好想想理论模型构建是否完善。于是我重新梳理项目的整体设计逻辑，结果还真找出了理论推导方面的一个错误。修正后，我又补充了新的研究进展，今年果然成功了。”李根说，“有了好的引路人，我相信自己能把文物保护修复做到更好更到家。”
他们心里 弘扬中华文化使命在肩
见到书画临摹组副组长陈露时，她正对临摹的《胤禛妃行乐图》进行细节描绘，这幅画，她已经临摹了近两年时间。
“临摹在文物保护修复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记者问。
“书画文物最终会随着时间而消逝，临摹要做的就是将书画文物的寿命延长，让千百年后的人依然可以欣赏到它们的原貌。临摹的产生与发展，对延续我国古代书画的历史、保护我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陈露细细道来。
临摹，实际自古有之。历朝历代都有画师对古书画临摹复制，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古书画，虽真迹已无传，但我们还是能从古代摹品中品味古人精湛的绘画技艺和深邃的艺术思想。
要做到与真迹一模一样，绝非易事。做绢、勾稿、定墨稿、设色、调色、摹字、钤印，“每一道工序的目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接近原作，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去研究。”陈露说。
2011年，“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在同一年，陈露加入了故宫博物院。如今，她已成为该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书画临摹组也发展到10人，基本是80后、90后。
“当文物不方便展出时，我们临摹的复制品便能代为展出，一方面推广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各个时代的临摹作品向观众系统普及中国美术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露言语中透着一股沉稳笃定。
保护历史文物、弘扬中华文化，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在囊匣制作组副组长张晶晶的工作台上，记者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囊匣，不仅有仿制清宫旧藏的几式笔匣、如意云头函套，也有创新设计的、兼顾展储一体的冠帽囊匣等。
囊匣作为文物的附件，过去受关注度较低。这些年，在张晶晶等人的努力下，“宫廷传统囊匣制作技艺”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甚至喜爱上这一传统技艺。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我们积极对传统囊匣结构进行改进，并将无酸纸、半透明保护纸等新型文保材料应用于囊匣的配置中。”张晶晶说，“传承而不守旧，深入挖掘技艺背后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有利于传统技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推动文物保护更为深入、科学。”
沿着中轴线，行至神武门，《廷壁生辉——清宫旧藏挂屏展》正在展出。“紫檀木边框百宝嵌明皇试马图挂屏”“弘历梅杏轴”……一件件经团队成员保护修复过的挂屏文物，正在向游客展示着清代宫廷屏风的考究典雅。不时有游客感叹，能近距离欣赏到如此精美的文物，此行太值！
“文物保护修复是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一门学科。它需要像100多年前医学引入科学实验室方法一样，应用现代分析检测设备和技术，借鉴当今其他学科完善的理论构架，来建起自身的体系。我们正积极依托故宫博物院的英才计划、太和学者计划等人才培养项目，切实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带头人和科研人才后备力量建设。目前，故宫文保部门已经拥有150多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用匠心妙手，让人们看到更多‘健康’的文物。”屈峰说。
(光明日报 记者 任欢 杨桐彤 李韵)
